中新社北京9月13日電 (記者 夏賓)貨幣政策作為國家宏觀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是觀察一國政策取向的一個“窗口”。近年來，中國貨幣政策堅持“以我為主”，傳達了哪些信息？

　　“過去十年，我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明顯提升。”廣發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近日在接受中新社專訪時指出，這體現在三個方面：一是堅持貨幣政策正常化紀律，沒有跟隨發達國家同步采取激進的刺激政策，避免政策透支；二是貨幣政策的市場化有所提高，包括減少數量干預，提升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定價能力；三是加強宏觀審慎管理，避免發生重大系統性風險。

　　沈明高認為，從較長時期來看，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空間主要取決于“提升增長的自主性”和“提升經濟增長的效率”。一方面，中國經濟內循環能力越強，經濟發展獨立于發達國家的可能性就越大，參與外循環的主動性就越高；另一方面，從國際經驗來看，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主要是增長效率的競爭，效率是決定貨幣政策的錨。

　　沈明高說，一個國家的本幣匯率，短期由實際利差決定，中期由貨幣政策差決定，長期由經濟基本面決定，其中核心是增長效率，包括制造業的競爭力。

　　隨著美聯儲今年正式步入加息周期，全球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趨向收緊，而中國依舊保持了穩健的貨幣政策。沈明高稱，到目前為止，主要發達國家與中國貨幣政策的錯位并不常見，今年以來出現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基本面的不同步。以美國和中國為代表的“EM(新興市場)滯，DM(發達國家)脹”，是導致“美國加息，中國減息”的根本原因。

　　他進一步稱，從經濟基本面的角度看，發達國家加息或不可持續。美國明年經濟衰退的風險大，不排除明年夏天前后美聯儲由加息周期轉入減息周期的可能性，從而終結中美政策錯位。但短期而言，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多數國家加息，對中國將產生重要的影響。

　　這些短期影響包括：壓縮中國貨幣政策調整的空間；中美出現負利差，加大人民幣貶值壓力；美國經濟由加息帶來的經濟衰退后果，使得全球總需求不足的情形惡化，增加中國出口的不確定性。

　　“我們應該重視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及其變化，及時采取有預見性的政策措施，增加政策透明度，以穩定市場和投資者預期。”沈明高建議，要考慮適度去地產化；要把握信貸下行周期中直接融資的機遇；要關注消費，提升消費占比；要布局具有規模和創新優勢的長板產業；要提高困境資產的處置能力。

　　他也強調說，這樣的環境，恰恰也是消費和制造業升級的難得機遇。全球經驗表明，大國崛起、優秀企業的誕生往往發生于逆境，新舊動能轉換時期，是布局的好時機。

　　沈明高舉例稱，中國于2012年提出增加直接融資比重，2015年提出新舊動能轉換，2018年提出經濟高質量發展，房地產轉型恰恰是實現這些轉變的重要機遇期。穿越新舊動能轉換陣痛期，才能實現沒有房地產主導的高質量發展，后房地產經濟時期，直接融資的優勢才能真正發揮出來。

　　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“動力源”，為了能讓政策發揮出更大效用，未來改革該從哪入手？

　　沈明高認為，要以改革推動結構性調整，高效率培育新增長動能，在這些方面改革挖潛的空間非常大。例如以收入再分配為抓手，提高消費在整個經濟中的占比；支持和保護創新。

　　同時，切實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性作用，應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，減少對價格信號干預的隨意性，保護私有產權，事先設立清晰的紅綠燈和退出機制并嚴格執行，在轉型中建立明確的“先立后破”機制和投資者保護機制等。

　　他還提到，要長短結合，短期穩增長，要為中長期動能轉換創造條件。短期要為房地產轉型提供政策配套措施，對沖房地產調整對整個經濟的負面影響。長期要堅持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”，提升決策透明度、可預見性以及場景感，以建立穩預期的長效機制。(完)